2025年，全球智能化浪潮风起云涌，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呈群体性突破之势，语言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和具身智能等领域日新月异，推动人工智能向更高效、强智能的方向快速发展。同时，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引发广泛关注。国际社会需进一步凝聚共识，确保人工智能为人类所利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向善普惠的方向发展，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本期邀请4位国内外专家，就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分享真知灼见。
薛澜（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
托马斯·葛格里（匈牙利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部委员、布达佩斯技术和经济大学荣誉教授）
安东尼·穆恩萨米（南非豪登省合作治理部首席主任）
英厄·冯贝勒（光辉国际中东公司高级客户合伙人）
治理赤字
人工智能催生新的智能鸿沟，带来多种可能产生全球影响的潜在风险
薛澜：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与所有人类重大科技进步一样，人工智能算法与模型具有普惠共益的巨大潜力，可以极大地促进人类社会的福祉。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在全球范围内催生新的智能鸿沟，并带来滥用恶用、系统故障等多种可能产生全球影响的潜在风险。如何趋利避害，在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同时，加强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理挑战。
尽管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多边机制，以中美为首的人工智能大国，以及跨国企业、科学家共同体等多利益相关方都在积极参与和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但现有治理格局整体仍然呈现碎片化状态，统一、有效的治理体系尚未成型。各类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主要依赖伦理规范、价值准则、行为守则、自律承诺、政策指南、监管指引、技术标准等“软法”，而非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硬法”，也未发展出足够丰富且能满足不同需求的治理工具。加快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有效性与前瞻性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托马斯·葛格里：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当今社会的信息空间正从过去的被动响应，逐步演变为具有自主性的经济社会力量。这一转变使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生产、服务、医疗、教育、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不仅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也在重塑全球治理格局。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跨国界、跨平台、跨产业等特点，一旦缺乏国际协调，各国便可能陷入“技术竞速”“模型竞速”等局面，容易忽略安全检查、伦理评估与长期影响，从而加剧技术风险。
英厄·冯贝勒：建立彼此信任、规则清晰和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对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无论是参加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论坛，还是与不同国家企业交流，我都能清晰感受到各方对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日益迫切。阿联酋去年通过《人工智能宪章》，提出了基于伦理和可操作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欧盟依据风险程度将人工智能系统划分为禁止、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低风险，并根据技术迭代速度建立季度更新机制。为确保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国际公共产品，各方需要加强协作，共同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进一步平衡发展与责任，推动人工智能以更加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式服务社会。
安东尼·穆恩萨米：发达国家凭借历史积累与技术优势在人工智能治理中掌握更多话语权，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仍显不足。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已逾60个，但源自全球南方的不足1/5。以“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为例，22个创始成员中仅有2个来自全球南方。决策权重的严重失衡，导致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难以参与核心议程设置，往往只能被动接受既有规则和框架。
今年8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机制，展现了各国弥合智能鸿沟的积极诉求。人工智能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影响力和受益范围跨越国界，应该是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将善治逻辑引入人工智能领域，聚焦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代表了构建包容、健康、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的正确方向。
以人为本
只有把“人”放在核心位置，人工智能技术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
托马斯·葛格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如何对人工智能主导的信息空间进行系统性治理成为重要议题。各国研究者普遍认为，需要建立兼具本国和全球层面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涵盖理念、伦理、法律等各方面，以确保信息环境安全、有序，让人工智能朝着增进公共利益、增进人民福祉的方向发展。
中国积极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原则和思路。2019年，《人工智能北京共识》提出人工智能的研发、使用和治理应有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伦理体系建构，强调人工智能应坚持促发展、非歧视、以人为本，主张治理框架应充分尊重各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
安东尼·穆恩萨米：只有把“人”放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核心位置上，人工智能技术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服务人类发展。中国创新性地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强调人工智能治理应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建设性思路和全新视角。“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与倡导“人因他人而为人”的南非乌班图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均强调人是社会的基石，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彼此成就，可以帮助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从世界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关键答案和治理思路。
薛澜：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智能向善”宗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确保各国都享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具体来看，“以人为本”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初衷。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最终目的不是技术自身迭代，而是服务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如果脱离这一价值锚点，人工智能的发展便可能与技术创新的初衷背道而驰，异化为损害人类权益的工具。
“智能向善”是契合人类共同价值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目标。人工智能的特殊属性使其超越了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范畴，其算法设计、数据训练、应用部署等各环节都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人类的意图、偏见与价值判断。坚持“智能向善”，即要求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始终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划定了价值底线。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是实现人工智能治理必然的路径选择。只有尊重世界各国文化传统、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允许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不同的技术路径与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只有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确保各国都有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
英厄·冯贝勒：在中东地区，越来越多企业和机构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达成了共识，即要以人为中心、有利于人类福祉、坚持平等与相互尊重。阿联酋《人工智能宪章》提出，人工智能发展应以和谐人机关系为基础，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福祉。因此，“智能向善”既是理念也是操作原则，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改善公共服务、创造就业等落到实处。鉴于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从模型、数据、基础设施和人才等均紧密互联且跨越国界，构建基于国际协作的治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协同共治
联合国应发挥主渠道作用，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治理责任，各国需深化交流合作
英厄·冯贝勒：人工智能治理不可能由单一国家或集团完成，必须依靠真正的多边合作。国际协同监管是人工智能安全有效发展的支柱，也是确保技术红利惠及更广泛民众的途径。遵循全球共识、以风险为尺度的差异化管控，是符合人工智能技术特性的创新治理思路。各国立法不必完全一致，但框架需要相互兼容。可操作的治理标准和监管工具需要由各国政府、技术人员和学者共同探索、携手推动、广泛接受。各方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教育与知识共享，保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算力、人才与安全模型等，以让各国都能有效参与并共同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
托马斯·葛格里：国际协同监管是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其根本目的在于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始终运行在符合伦理、法律及增进人类福祉的轨道上。为实现这一目标，监管必须与更广泛的信息空间治理紧密结合，涵盖数据所有权、信息传播及信息商业化等制度安排，并通过明确的指导方针与动态更新的技术标准，积极引导人工智能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完全受地缘政治或商业因素驱动。同时，要保障科学知识的自由流通，以促进创新、提升透明度和防止技术垄断。
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就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伦理规则达成共识。即便是一个初步、最低限度的共同框架，也将为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协同监管与全球治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缺乏共识，各国可能出台相互矛盾的规则，导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陷入碎片化。
安东尼·穆恩萨米：数据显示，全球92%的人工智能研发投入集中于北美、东亚和欧洲，非洲人工智能相关专利占比不足0.5%。目前，非洲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面临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供应不稳、人工智能人才短缺等多重挑战，但非洲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潜力，可以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的风险与收益都具有全球性特征，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需要发达国家肩负更多治理责任，需要各国深化交流合作。我注意到，中国今年倡议成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协调机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从理念引领到具体落实，中国推动开放共享、智能平权，不仅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也为弥合智能鸿沟、促进普惠发展注入重要动能。
薛澜：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综合、平衡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联合国作为全球范围内最有能力协调不同区域性人工智能治理愿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需进一步发挥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主渠道作用，引领各国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国际社会应积极支持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框架下的对话合作，共同协商、制定、更新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伦理准则和法律框架。人工智能领先国家在享受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红利的同时，有责任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已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以能力建设为抓手推进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机制化注入重要动力，也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了关键力量。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构建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生态，形成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科研院校、民间机构和公民个人等各主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共同参与的局面，充分发挥多利益相关方各自的治理优势，解决“机制复合体”造成的协调失灵甚至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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